德维尔潘中欧在非洲合作为何如此重要不仅能

德维尔潘法国前总理

中国和欧洲如果紧密合作，将有能力振动非洲的脉搏。除此以外，中欧合作新政策还有另一个重要理由，竞争和对抗是当今世界的准则，中国和欧洲可以向世界展示，我们可以超越自身利益，为非洲的发展通力合作。我认为中欧合作的价值在于，它能在对抗逻辑大行其道的今天为世人做出榜样。这很好地回应了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它将向世人展示多边主义方式是行得通的，是可以成功的。

在座许多年轻学者对中国-欧洲-非洲关系感兴趣，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大多数媒体都把注意力聚集在中美关系上，中美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我们不能对21世纪的挑战视而不见。其中一项重大挑战是，我们要如何对待非洲？

非洲在不断增长，这种趋势将在本世纪持续下去。年非洲人口将达到25亿，年非洲人口将达到45亿。这意味着如果这里开一场学术会议，十名学者里就有四个来自非洲，你可以想象情况将发生多么大的变化，这是一项重要的挑战。

另外，我讨论这个话题也是出于几点个人原因。我出生在摩洛哥，它位于非洲北部。在吉布提独立（年）期间，我曾经作为海军军官服役。吉布提在东非的非洲之角上，跟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接壤，是全世界重要性最高的军事基地之一，在众多基地里可以排老大。由于历史原因，法国在吉布提设有基地，俄罗斯设有基地，美国设有基地，中国也在那里设有基地，可想而知它的战略意义有多重要。

我之所以研究非洲还有另一重原因，我早年做外交官的时候主要负责应对非洲的危机，通过研究非洲频频发生的危机，拿出更好的应对方案，我逐渐学会了怎样当一名外交官。看国际社会对非洲的开放性创口作何反应，这是件有意思的事，今晚我希望向各位传递三条信息。

首先，我要提出“非洲世纪”概念。

21世纪当然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肩负起维护世界稳定的主要责任，推动国际社会为世界大多数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其中关键的挑战在非洲。除了人口结构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原因。

我先谈谈非洲的正资产。人口资源当然是最重要的，不过非洲的自然资源也非常重要。非洲钶钽铁矿、锂、金、钻石的储量都举世无双，还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各个大国在战略上都想从非洲分一杯羹。另外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资源上，非洲是关键性的大陆。世界最重要的三片森林分别是亚马孙森林——最近它备受热议，因为巴西总统根本不关心自然环境，根本不在乎本国的森林和林区的居民，跟特朗普一个德性。第二片森林在印尼，我们经常谈到它，因为它经常遭遇火灾。第三重要的森林在刚果，位于非洲中部，由三四个非洲国家共同拥有。它们对我们星球的生存至关重要，因为森林能够起到固碳作用，调节碳氧平衡对人类和生物多样性都十分关键。

在提出21世纪非洲崛起后，我要讲的第二点是非洲面临的重大瓶颈：

第一大瓶颈是基础设施的匮乏。

在中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令人眼花缭乱，在非洲这种基础设施非常稀少。从非洲的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有时从一个国家的首都去邻国的首都，你不得不绕道多哈、迪拜或巴黎中转。基础设施的匮乏严重地制约了非洲经济的发展，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非洲有54个国家，有的国家之间边境是封闭的。比如摩洛哥和尼日利亚之间，人们无法跨越这段国境。即使它们经济高度互补，一个农业比较强，一个能源和矿产储量丰富，但它们没有经济往来。在北非地区，各国由于缺乏交流沟通，经济增速降低了2%。基础设施匮乏和交流不足的影响之严重可想而知。

第二个瓶颈是社会瓶颈。

非洲的人口结构仿佛一个定时炸弹，许多新兴国家死亡率很低，医学发展导致医疗能力提高，寿命延长了。但非洲出生率没有降低，仍然很高，他们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没有这种观念。所以人口持续增长以至于数量如此庞大，他们得吃饱饭，确保经济增长，许给他们一个未来。

第三个瓶颈严重制约着非洲的增长，那就是政治不稳定。

这是很微妙的一点，精英的责任制存在问题，透明度低下，领导权力交接非常困难，一名领导人可能在位15年、20年。津巴布韦刚去世的前总统穆加贝甚至在位长达40年。这就产生了一个政治问题，由于非洲的民族和社群高度多样化，领导人往往首先服务于为自己的社群，国内其他人口难以参与经济活动，难以从国家资源中获益。因此政治与平等背道而驰，人民无法正常分享发展果实，这背后有民族原因，有历史原因。

除了政治不稳定之外，还有政治、军事团体攫取权力的问题。圣战主义、极端运动、伊斯兰主义运动等问题在非洲部分地区越来越严重，每个爆发危机的地方都有此类运动。尼日利亚有博科圣地，马里也有恐怖组织，萨赫勒地带有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它们破坏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非洲大多数国家都存在权力交接问题，许多国家、许多政权都很难更换总统，选举往往受到当权者的操控，刚果布、加蓬、贝宁都或多或少存在此类问题。当前苏丹正面临着艰难的权力交接，上个月出现了很多暴力现象，还有尼日利亚也有同样的问题。尽管青年运动在此之前保持着和平，但暴力还是出现了，我们很难看清该运动未来的走向。

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评估出现灾难的新风险，多数专家在观察非洲时戴着桃色眼镜，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非洲的增速比过去提高了许多，他们认为非洲变革的历史进程会按部就班地展开。如果我们想避免灾难，那就千万不可低估非洲爆发灾难的风险。

接下来我要谈谈非洲面临的几个严峻挑战。

首先是“魔都时代”，中国的超大型城市有很多很多，你们很清楚应该如何处理这类城市的事务，但你没法用同样的方式理解非洲大城市，因为它们跟中国大城市完全不一样。

比如金沙萨这样的城市，它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我今年到刚果去了几趟，包括上个月，一到傍晚六点半，整个城市基本就断电了，生活仿佛停止了，但几百万人还留在街上，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有多么不安全，经济活动多么受限制，生活品质多么低下，甚至还造成了卫生问题。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以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例，埃博拉病毒产生了巨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给该国卫生管理和疾病防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在讨论“魔都”问题时，我们应该结合当地现实。尽管我们可以轻易把其他地方的方案生搬硬套到非洲头上，比如中国有丰富的建设经验，为何不让让非洲城市跟着大兴土木呢？但中非文化存在差异，两地现实情况也不尽相同，城市规则和建筑开发能力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考虑非洲国家的现实情况，让项目适应当地现实。在多数非洲国家，小项目要比中国国内常见的大工程合适得多。所以当你跨洲移植现有方案的时候，不可能不冒风险，我们得预见到这些困难。我们要考虑新方案，比如解决交通严题，我在论文里展示了一些解决该领域问题的视角，但要在高成本、大规模方案——比如让高铁在非洲遍地开花，以及安全的高速公交线路之间做选择，我认为第二种方案可能更好。

以巴西小城市库里蒂巴为例，巴西前总统卢拉就在那里服刑。库里蒂巴建设了快速公交车线路，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成本非常低廉，总体上很成功。安全对于大城市而言也是个严重的问题，以哥伦比亚北部城市麦德林为例，该市将警力增加了一倍，凶杀犯罪率降低了一半。可见成功的解决方案可以很简单，但必须接地气。

非洲面临的第二个重大风险是战争危机，即非洲进入“战国时代”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推动非洲国家相互增进了解。但如果你深入研究许多非洲国家边境和部落问题，就会发现，许多部落分布在好几个相邻国家境内，这给各国政府带来了许多难题。

要有效解决非洲问题就必须考虑当地现实情况，要避免国家之间战争和冲突的逻辑，跨国项目可以发挥极大帮助作用。非洲联盟正是如此，它最近几年取得了极大进展，比如它推动了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建立非洲自贸区的愿景。如果能创建非洲国家互联互通、促进发展的共同体，这当然是有益的，因为它能在各国间传递知识和增进了解。

第三个灾难风险是大国围绕着非洲展开争夺，这种情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可能你们不记得了，当时美国和苏联在非洲对抗，古巴也和许多国家对抗，这是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当前存在一种风险，许多国家可能围绕着资源和影响力在非洲展开竞争，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会见非洲领导人，类似习近平主席几个月前的会晤活动。大家都想制定非洲政策，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许多其他国家，因此在非洲挑战面前，大家都想在非洲树立影响力，因为那里是未来新世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影响力，那你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能力便会打折扣。

我想传递给在座各位的第二个讯息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问自己，非洲应不应该照搬欧洲过去十年的经验？应不应该照搬中国的经验？应不应该生搬硬套任何外国模式？我坚定地认为，当然应该从中国历史中获得启发。中国当然有许多很好的合作和实践，在非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非洲必须探索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必须从自身内部汲取力量，向世界展示它具有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

今天世界各个大国多半高度重视非洲政策，以欧洲为例，它理所当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