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人之歌，马勒交响曲第八号

马勒的交响曲“第八号”，创作于年，那时，他的第七交响曲虽已完成，却尚未首演。这也是他所有作品中，动用演奏、演唱人员最多的一部，却只占用了作曲家最少的创作时间。马勒只用掉八个星期，便酣畅淋漓地写就了这部规模空前的“千人交响曲”。

作品使用庞大的“四管编制”，其乐队规模在当时除了马勒自己创作的第二交响曲外，罕有匹敌。然而后者在声乐部分的编制，则远小于这部“第八号”。年9月12日首演时，作曲家于慕尼黑亲自指挥，总共动用了人参加演出。其中，包括8名独唱演员、人的管弦乐团、人的合唱队（两个混声合唱团、一个童声合唱团）。这也是此部交响曲“千人”标签的由来。

如果我们只看乐队部分的编制规模，其管乐部分使用了长笛五支、单簧管和双簧管各四支、大管和低音大管共五支、圆号八支、小号和长号各四支，外加四只小号和三支长号的场外乐队；打击乐组使用了两家竖琴，还引入了钟琴、低音钟、钢琴、钢片琴、曼陀铃和管风琴等等。加上马勒作品中经常被加量使用的弦乐组，光是这个人的乐队编制就对演出场地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要知道，“交响曲之父”海顿的“第一号”只需要十几人便可完成演奏；贝多芬的前八部交响曲，当时也只需要四十人左右的乐队编制；即便是晚于马勒的肖斯塔科维奇，要演奏其史诗巨作“列宁格勒”（交响曲第七号）也不须超过百人。这也是马勒第八交响曲很少被演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想了解某一位指挥家是否录制过马勒交响曲全集，那么你只需查阅他是否录制过“第八号”，就基本可以得到结论了。

有人或许会问，如此庞大的一部作品，为什么竟然在短短八周便宣告完成，毕竟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写了整整二十年。其实，正如马勒在“第七号”创作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样，大量的时间消耗并非在于乐谱，而是在于构思。能够在短周期内完成的宏大作品，往往是创作者已经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内反复琢磨，对其主旨、形式、核心元素等具备了清晰设定之后，在一瞬间的呼之欲出罢了。譬如，舒曼的第一交响曲从动笔到初稿完成只用了四天，难道我们就真的相信这是一部只需四天可以写就的大作？其中所表达的美好主题，恐怕从他十八岁第一次见到克拉拉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只不过是在他冲破父权困阻、步入婚姻之后，才借此契机跃然纸上、谱就成章。毕竟，舒曼新婚的年，是他创作生涯的丰收之年，他那年一口气写下一百余首艺术歌曲，不能不说这是他长久以来憧憬甜美生活的集中表达。

马勒在第八号交响曲的创作过程中，曾写信给门盖尔贝格。信中称：“这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大的一部，其内容与形式都非常独特，无法用语言来表示。你不妨想象宏大宇宙发出音响的情形，那简直已不是人类的声音，而是太阳运行的声音。”他还曾表达，“我过去的交响曲，只不过属于这首交响曲的序曲。过去作品表现的都是主观性的悲剧，这首作品却是歌颂伟大的欢乐与光荣。”我们不难看出，对于“第八号”的创作，马勒的确蓄谋已久，仿佛他三十年作曲生涯中一直在准备的终极巨作就此问世。

那么，令作曲家蓄意已久、想要在此集中表达的又是什么？我们看四个维度。第一，从音乐创作来看，这是前承“第七号”，下启“第九号”，由作曲家中期作品转入晚期的开山之作。第二，从特定个体来看，这是以阿尔玛为指向，作曲家本人爱情与亲情的寄托。第三，从抽象个体来看，这是一种宗教救赎式的精神归宿。第四，从人类社群来看，这是急剧变革的复杂时代背景下，“诺亚方舟”式的心理暗示、高度理想化的一厢情愿。

一、音乐创作维度

马勒的第八交响曲，在音乐形式方面，是一个特例。它很难像其它几部作品那样，划分为四到五个乐章，或是以乐队演奏为主、辅以声乐。这部“第八号”只有两个部分，且两部分均以管弦乐队伴奏的声乐形式呈现。第一部分的唱词，节选自美因茨大主教弗拉巴努斯·毛鲁斯的拉丁语赞美诗《请造物主的圣灵降临》。马勒在原句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动，开篇便通过管风琴庄严的轰鸣，昭示圣灵在一片光芒迸射中降临尘间。如果说第二交响曲末乐章曾经出现过类似的表达，那么彼时不过是一位隐身的上帝，在大众无所察觉的情形下，从另一个平行世界向棺椁施以魔术，使亡尸骤然复活，有如一场带着些许科幻性质的喜剧电影。而到了此处，俨然是玄幻电子游戏的中才有的场景，结束于第七号交响曲的那幕晨曦，在刹那间进化为一幕光电，透过紫外线杀死一切魑魅魍魉的同时，上帝于万千天使的拥趸中走来，直接面对那些表情愕然的信徒。第二部分的内容，则源自歌德诗剧《浮士德》第二部之第五幕，语言为德语。这部长达一万两千余行的巨著构思极其宏伟，其内容简言之，即浮士德答应魔鬼，自己将在死后出卖灵魂，换取后者满足他生前的一切需求。而当浮士德经历了爱欲、欢乐、痛苦、神游等各种体验后，又通过天使的爱火打败了魔鬼，得到圣母玛利亚的救赎，回到天堂。马勒选取的这个尾篇，讲的就是魔鬼被天使打败、浮士德获得救赎的一段。

应该说，第八交响曲的这两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独立欣赏。前一个部分视作贝九的第四乐章、重度配器版的巴赫宗教清唱剧，或是配过声乐的布鲁克纳交响曲。它就像一部众赞歌，紧接着第七交响曲尾章的曙光而到来：莱茵河在漆夜过后，不仅迎来了初晨的光芒，更得到了神灵的眷顾。此时，贯穿于前七部作品之中、遍历了欢乐与苦难的“英雄”，也终获救赎。如果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都是最后《欢乐颂》的前奏，那么马勒定义他前七部交响曲不过是“第八号”的序曲，也就不必引起惊讶。

而后一个部分在我看来，倒是像极了瓦格纳歌剧。除了二者都充满那种富于宗教色彩的交响音画，浮士德还不禁让我想起了唐豪瑟（瓦格纳歌剧的主题人物），后者在维纳斯堡纵情声色、遭受诅咒不能自拔，最后是他尘世中的恋人伊丽莎白用生命换取其获得救赎，这与浮士德的经历何其相似？而这个部分的终结，又同样像是一次光电般地幻灭，在恢弘过后，一切回归沉静，来到马勒第九号交响曲的开篇，由低音提琴和竖琴编织出一个幽寂的世界。

二、特定个体维度

我们将作曲家代入到浮士德的角色，将其妻阿尔玛代入到天使、圣母的角色，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解读维度——尽管我相信有人会与我一样，认为这是在亵渎天使的纯净。马勒对阿尔玛明确表达，“第八号”的“每个音符都是为你而作”。而且，他年写给妻子写信说到，歌德诗剧的最后几行，是凝结整部交响曲的力量。那么，这“最后几行”写的是什么呢？——“一切无常世相/无非是个比方/人生欠缺遗憾/在此得到补偿/无可名状境界/在此已成现实/跟随永恒女性/我等向上向上”。

当然，这里所谓的“永恒女性”在字面上来看，指的是圣母玛利亚。但如果我们稍许了解一点马勒的婚姻生活，便不难发现，他对阿尔玛的爱恋达到了近乎病态的依赖性及控制欲。这种病态几乎寄托着作曲家在生活及事业层面的全部希冀，甚至在充满绝望、冷漠、压抑的第六交响曲中，仅有的“一股清流”就是那个“阿尔玛动机”。我们在第五交响曲和第七交响曲的尾章中，也不能排除一个可能，即马勒从贯穿作品大半部的抗争、晦暗主题，骤然转入光芒迸射的积极动机，就是把希望寄托于那个能够听懂他作品、以期与之相伴终生的阿尔玛。如果想要对此拥有更直观的了解，一者可以阅读出版书籍《亲爱的阿尔玛：马勒给妻子的信》，再者也可借助于电影作品《MahleraufderCouch》。

三、抽象个体维度

这个维度理解起来，也相对容易。第八交响曲的第一部分，讲的是圣灵降临，到了第二部分则是他对曾经走入迷途的浮士德之救赎。这就像是东方一个天朝上国在中学数理化教材中的常见写法，先抽象地介绍一则公式、定理，再具体地把它套用到某一个应用例题。前面讲“信上帝、得永生”的大道理，后面就给你展示一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活案例。所以，从广义上讲，在这里表达任一抽象个体，都能够通过信奉上帝、皈依天主，得到灵魂救赎，也是一种解读。毕竟，就连向魔鬼出卖了灵魂的浮士德，都可以在幡然悔悟过后，便转瞬得到圣母的宽恕。

稍微多说一点，马勒的犹太身份，一直对其构成困扰。后来，他为了执棒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时为维也纳宫廷歌剧院），在年2月皈依天主教，却依然不能被广泛接受。年的英国，曾拍过一部名为《Mahler》的电影（中文被译作《马勒传》），其中一幕高度夸张的场景，便是马勒来到一片山崖，伴着他第六交响曲的悲剧主题，手捧代表犹太人的大卫盾标志，走到天主教的十字架前。在他的第三交响曲中，马勒焚掉了大卫盾、吃起了猪头肉（犹太教禁忌）。此后，天主教的卫道士和马勒一起坐上了十字架，高唱瓦格纳的《女武神骑行曲》（瓦格纳是著名的反犹主义者，然而却在音乐方面为布鲁克纳与马勒师徒所追从）。这部电影不乏缺陷，配乐也机械生硬，应该说并不适合大众当做了解马勒的入门通道。但对于乐迷而言，能够从中看到大量隐喻和“段子”，却也是一种乐趣。颇有历史迷品读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感觉。

四、人类社群维度

对于马勒所处的时代，以及一战之前欧洲、奥匈帝国的社会背景，在这个系列的文章中，我已经提及多次。那是一个光怪陆离、群体茫然的时代，那是一个莫名焦虑、恐慌躁动的时代。而身处其中的多数人，并不能对此给予解答，他们无法预知机械化与电气化带来的生产革命，更无法预知萨拉热窝事件之后的全球性战争。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心理焦虑，马勒选择了一种“诺亚方舟”式的心理暗示，他将这个不确定的当下，指向一个经过洗礼，就可以更加纯净、孕育新生的未来。这个未来就如《旧约》中的诺亚方舟，终会停泊在亚拉拉特山顶，上帝的选民不仅不会被遗弃，反而能够拥有更为美好的家园。所以我一再坚持，马勒根本不是一个纯粹的悲观主义者，他至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尽管他内心总是萦绕着那股挥之不去的不安与恐慌，却也总会孕育出一份光明、闪烁着另一种更为乐观的可能。

遗憾的是，这一切终究不过是作曲家一贯的一厢情愿。就如他第五交响曲的众赞歌并没有避免女儿夭亡、第七交响曲的晨曦并没有阻止妻子出轨，他的第八交响曲也同样不会轻而易举地盼来一个诺亚方舟式的结局。同为奥匈帝国子民的作家茨威格，或许比马勒幸运，他活到了年，亲眼见证到那些曾经的“不确定”演变为怎样“确定的结果”。或许他又不如马勒幸运，毕竟后者在战前即已怀带着那份憧憬辞世，留在了“昨日的世界”。而茨威格却经历两次世界大战、遭受纳粹驱逐，写下那册充满眷恋的《昨日的世界》之后，知晓自己终究是回不到那个不曾反转的时代，选择了自杀。

但我更愿意相信马勒是幸运的，他的精神家园没有在生前被摧毁，而死后的魂灵或许也可以凝结在那永恒的一刻。这部引经据典的“第八号”，虽难免浮皮潦草，却终究将作曲家带入到灵魂的栖息地，在宗教救赎的洗礼过后，一切都归于平静，平静到即便是面对死亡的阴影，也可以笑得坦然、走得从容。

散人于翠微斋

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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