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III托洛茨基反对不法政府的合法反对

反对不法政府的合法反对派

列·托洛茨基

《火星报》27号

年11月1日

外国报纸报道说，冯·普勒韦***已经对各县农业委员会的宽大仁慈感到厌烦了，他建议省长们应该遏制地方自治局的过激思想，不要让省里委员会的讨论超出“对施肥方法的比较评价”这样的界限。从部长宝座上高高抛下呲声并不是什么意外。这些委员会本应该对得起“宝座高处的宝贵信任”，但它们“辜负”了，所以被要求保持沉默。这一切都合乎逻辑。

***冯·普勒韦（-）早年在司法部工作。70年代时，他在圣彼得堡法院的工作与当时的反革命运动密切相关，他曾多次亲自向亚历山大二世报告政治犯罪案件。年，在镇压人民抵抗运动期间，普勒韦被任命为国家警察局局长，是国务秘书卡哈诺夫所成立的国家保护委员会的成员。年，普勒韦成为参议员和内务部副部长。年，他获得国务秘书衔，年被任命为芬兰国务秘书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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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皮亚金遇刺后（年4月4日），普勒韦被任命为内务部长，成为尼古拉的头号心腹。作为侦查和挑拨的专家、俄国第一次犹太人大屠杀的组织者，普勒韦一度在警察"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在他的赞助下，祖巴托夫组织（为破坏革命工人运动而建立的伪工人组织）蓬勃发展。在反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斗争中，他证明了自己是极端措施的坚定支持者。打击各种形式的"谋反"是他活动的主要内容。他平定了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两省的农民动乱，对莫斯科、维亚特卡、库尔斯克等省的地方自治局机构进行了行政审计，关闭了沃罗涅日地方的县农业产业需求委员会。在基希讷乌大屠杀期间，他明显对暴徒进行了赞助。他还是日俄战争的坚定支持者和发起者之一，认为日俄战争是分散群众对国内事务注意力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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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5日，普勒韦被社会革命党人萨佐诺夫投进马车的炸弹炸死。这次刺杀是由社会革命党的激进派组织的，普勒韦亲自从警察局派遣到社会革命党组织的著名内奸阿泽夫工程师也有密切参与。普勒韦的活动不仅引起了革命界的仇恨，而且激起了自由派"社会"的显著敌意。

实际上，从县委员会的头一场会议就能明显地看出，它们在做的并不是“不辜负上头的信任”，而是地方自治局对官僚主义政治专制的审判。不过——这一点正是我们政治生活的其中一个诡异之处——被告同时又是会议主席，他有权随时休庭。我们的被告当然行使了这项权利。

有些报纸反映了部长办公厅传出来的“意见”，阅读一下它们对委员会的态度会获益匪浅。《公民》***宣称委员会是“反对派胡扯的温床”，《莫斯科公报》多年来并没有丧失敏锐的目光，它在委员会中间只找到寥寥数个没跌进“自吹自擂和姑息纵容的泥潭”的正人君子。但委员会也在俄罗斯新闻界找到了个有力的靠山——老前辈阿·谢·苏沃林***。诚然，《新时代》也承认说，确实可以指责大部分委员会，说它们的“某种狂热过于宽泛地覆盖了每个问题”，但是——反对派？可敬的奴才困惑地问道——在哪？反对谁？这只不过是“地方活动家被委以重任，所以才如此工作”，而没有委托他们去当反对派，也就是说根本谈不上这一点。当然，并非没有过“胡扯”，也有不讲策略的情况，比如“对特别会议规定的程序表示不满”，还有姑息纵容和自吹自擂。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没人注意到这些活动家的空谈”。该报指出，“他们用绝妙的委婉和政治分寸讨论了，比方说，莫斯科地方自治局代表预备会议上的问题。任何有可能引起哪怕最轻微指责（说自治工作者在向特别会议强求什么东西）的条目都被立刻排除在决议之外了。”真是委婉、恭敬又殷勤的自治工作者！真是善良又宽厚的奴才！

《新时代》的观点把自治工作者们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认为他们受了梅谢尔斯基***和格林格穆特***的压迫，如果要简练地表达这些观点，可以这么写：先生们，自由主义的工作者们并不是在使坏，而是因为他们的忠心多到溢出了。就算稍微闹得过头，他们也只是在“受命行事”。再说，也必须时不时的给这些久疏考验的人们来点政治锻炼。没有什么好怕的：毕竟我们都清楚得很，这里并不会冒出什么过错。

***《公民》：自年起出版的周刊，从年起改为日刊，年又改为周刊。年起的责任编辑是格拉多夫斯基，之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茨凯维奇，最后是梅谢尔斯基公爵。年起菲利佩乌斯成为责任编辑。该报一开始的纲领是比较温和的保守主义，后来逐渐采取了越来越果断的反动立场，成为19世纪80-90年代贵族反动的文艺支柱。年及以后，该报每天都长篇累牍地对革命民主进行系统性的骚扰。该报公开声明自己代表贵族的意向，为黑色百人团进行无耻的大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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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谢·苏沃林是著名的反动记者。苏沃林在从事政论活动之初与自由派报刊合作，攻击反动报刊，甚至因此受过警察的镇压。年，他开始出版《新时代》报，自此从半自由主义者变成了黑色百人团分子。苏沃林在政府慷慨资助的《新时代》版面上频繁地骚扰犹太人、革命工人和知识分子。

***弗·彼·梅谢尔斯基（-）是著名的反动派、黑色百人团分子。他年轻时是一名警察的诉讼代理人，后来在彼得堡当了县法官。60年代，他写了几部小说，并与《莫斯科公报》、《俄罗斯通报者》和其他反动刊物合作。年，他开始出版君主主义倾向的《公民》报。之后他也是该报的编辑。后来，他创办了《友爱的话》报纸。40年来，他在他的报纸上不断宣扬"专制、民族、正统"的思想，对任何革命思想的表现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对尼古拉产生了影响，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维特在回忆录中对梅谢尔斯基作了如下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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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谢尔斯基公爵——《公民》的编辑出版人——几十年来都靠政府的大量补贴过活，并认为领取这种补贴是他不可剥夺的权利。他寡廉鲜耻，只要有所需求或是有利可图，都会卑躬屈膝，而对于那些他不需要的人又马上举止倨傲。公爵性情阴鸷，他曾说自己"坚信"如今除了立宪就没有其他出路了，然后在10月17日，革命的风暴过去之后，他就开始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现在又开始老调重弹。幸好他得到了报酬。"(《回忆录》，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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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格穆特（-）是著名的反动派，曾任《莫斯科公报》编辑。格林格穆特在年就开始为反动的《莫斯科公报》工作。从年到去世，格林格穆特一直是这份报纸不可替代的编辑出版人。在年革命期间，格林格穆特在《莫斯科公报》的版面上不断呼吁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坚决反对革命运动。他不单单局限于文学活动，个人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莫斯科黑色百人团组织的创建，并且有充分根据地认定他是莫斯科大屠杀的领导人。

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号文件里白纸黑字地写着：“彼得堡的办公厅越是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忽略掉自己的工作，那些不害怕这种前景，反而尽职尽责的勤劳者该受的尊敬就越多。”而省内相当一部分自由派报社也以令人赞叹的天真——虽然这种天真转变成了自负和蛮横——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因此人们觉得，地方自治的工作者们自己早就知道他们的辩论和决议实际上完全是徒劳无功的，但是他们“不害怕这种前景”，而是庄重地练习这有着独特意义的公民体操。是这个样子吗，我仁慈的阁下们？

而我则宁愿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我情愿相信，他们地方自治局的反对派，这些“仁慈的阁下”不会容许自己被这些合法报刊里不务正业的自由派评论家哄得团团转，这些人靠着向他们颁发成熟公民的证书，给他们的无能一点慰藉。我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向“彼得堡的办公厅”提要求，让他们反对派的声音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