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被医生判了绝症后,我一下子蒙了

30岁出头当杂货铺老板的我，患上了无法治愈的眼底黄斑病变，在彻底失明之前，我决定自我放逐，去深山、去川藏，在流浪的过程中，我摸索到一种全新的生存可能。

小时候在村里见到戴眼镜的人，我就觉得人家有文化，散发着知识的味道，不像我身边人的那股土汗味，很羡慕，似乎眼镜就是有文化的标配。可那年头一副眼镜换头猪，所以戴眼镜成了我的梦想。

初三我终于因为看不清黑板，梦想成真地戴上了第一副眼镜。戴上眼镜后，又发现戴眼镜是一件有点麻烦的事，我又梦想着戴不戴眼镜都一样就好了。随着视力一点点下降，戴不戴眼镜果然都一样，都看不清，梦想又一次成真。

医院没检查出任何毛病，我妈以为我磨人，不懂事。医院这么奢侈的地方哪能说来就来？我不服气，可检查单的数据摆在那儿，大夫也说得清清楚楚，我没病，没法犟。反正不算严重，我认了。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也确实能磨人。青春期爆发时，思想就像核聚变，整天乱七八糟的想法不停地往出冒，我控制不住。没多久，医院检查脑袋，疼得受不了，有时候动作都不敢幅度过大，不小心跳一下，几乎都能震晕过去。都这程度了，我妈还以为我磨人，被我磨医院。医院，头上贴了几根电线，机器一开嗷嗷地叫，把我和我妈吓一跳，以为要爆炸。

我也不怕震动了，紧忙从床上往下跳，但被大夫一把按倒，估计他怕我把脑袋上的电线挣断了。大夫说机器声音越大说明病情越严重，我的脑痉挛相当严重。我妈让大夫说心疼了，伤心地摸摸我的脑袋。

医生最后的结论是我想得太多，思想太复杂。

在医院领了药，一瓶40元，开两瓶。我妈心疼地瞥了我一眼说：

“小孩不大，想那么多没用的干啥？”

我承认我从小就是一个思想复杂的人，想得多，后来的抑郁当然跟这个脱不了干系。

几年后，医院住院，顺便又查了查眼睛。结果还是啥毛病都没查出来，跟近视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不过市里的大夫建议我去大城市看看，说这里设备有限。

这病不催人，不是突然出问题的，视力一点点地下降，几乎每天都一样。那时候我的烦恼那么多，死的心都有，一点点看不清算个屁。之后的几年，我得了抑郁症，跟看清相比，活着显然更重要。

我以为眼病就会这么平稳下去，但在一次长期熬夜写作的过程中突然严重起来。好几次开车都差点出意外。有一次，开着开着，眼前突然出现一辆摩托车，我心头一震，吓得不敢再拿别人的生命去冒险。从那以后，我几乎不再碰方向盘。

家人以为我是真的不喜欢开车，他们不知道我眼病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只是有时候会忽然惊讶地问：“这你也看不清？”

我也很惊讶地问：“这你也能看清？”

我不但看不清，还看不全眼前的事物，比如墙上一排五个字，乍一看四个，眼珠一转，哦，五个。

时间久了，我爸以为我不会开车。有一次，我爸开车带我回乡下老家。

“你开呀？”我爸说。“不开。”

“咋的呢？开车得练，你不练啥时候能开好啊？”“不练，我笨，怕要你们命。”

“你开吧，练练。你现在眼睛啥样啊？对面来车能不能看清啊？”

“那能，就是模糊。”

我开了，其实我挺喜欢开车的。

“这不也行吗？我一直以为你不会开呢。”我爸拿出驾校教练的架势说。

“你们就是心理上对我没有安全感，当年送货不也天天开吗？”

不料话音未落，“哐当”一声，车子掠过一个小坑，震得我俩都吓一跳。

我把车停在路边。

“你没看着？”我爸问我。

“嗯，真没看着。你开吧，以后跟这玩意儿告别了。”

“没事，你慢点呢？”

“眼睛坏了，你倒信着我了，不开！”我气愤地开门下车，气自己连小坑都看不到。

“不开，那驾驶证不白考了吗？”我爸又问。

“哎妈呀！你还惦记证呢？我要命！”

在眼病给生活造成一定不便后，我又去了医院做了检查。终于查出来了，果然有病，我清白了，一直都没撒谎，同时也绝望了。

医生也没见过这种病症，据说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眼底黄斑病变。没有治疗办法，只会逐渐恶化，会不会导致失明不好说。

我蒙了，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

“那你不给我开点药啥的吗？手术也不行？”

“吃药不起作用，手术也不行。”老专家摇着头说。“那就这么完了？”

“那我给你开两瓶眼药水吧。但是眼药水不起治疗作用，只能缓解。”

我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坐在大厅的椅子上等待散瞳药性消失，脑袋里只有“认命”和“不认命”两种争执。

我想爆炸却没有力气。

旁边一个男人的号哭和女人的安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几乎同步做了所有检查，他是突然失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在我之后也被判了绝症。

真正绝望的哭声谁听了都难受，他的痛苦淹没了我的愤怒。我试图安慰自己没他那么惨，但一想到迟早要面对这种绝望，强忍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发不可收拾。我不停地擦眼泪，不停地擦，手忙脚乱，不想被别人看到。可眼泪终究止不住，就像星空变黑的速度，止不住了。

大姐不服这个结果，非要带我再去检查一次，我不想被大夫再一次判刑，不愿去。最后大姐拿着我的医院才服气。

我能用什么方式来接受这个结果？喝酒呗！

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喝着喝着，我就哭了。我努力让自己看清别人能看清的，可就是无能为力。

我醉了，坐在自己店里二楼的墙角，一手拿着酒瓶，一手拿着眼药水往流着泪的眼睛里狂挤。但眼药水全被眼泪冲了出来，我把眼药水奋力扔了出去，随便往哪儿砸。我得用双手拦住泪水，就把酒瓶也撇了，然后身体像泪水一样顺着墙角往下溜，躺在地上用手臂盖住眼睛浑身颤抖，我想喊，却发不出声音。

那几天晚上我枯萎得就像要死了一样。我跟大姐决定合伙把检查结果隐瞒下来，怕爸妈受不了这个结果，所以白天还要强撑着打起精神。

大姐是医科大学的老师，四处咨询也听不到一点希望。背地里她肯定也没少流泪，从她说命运对我不公就知道。

我一直努力假装这件事没发生，因为每天都一样，看不到变化。

直到年，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在用一号字体打字。再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一个人去北京再做个全面检查，期待医生说点不一样的。

医院很大，有点像市场的感觉。测视力的时候排着一条很长的队伍，我觉得没必要浪费时间。

“我两只眼睛都只能看清第一排。”我用挡板反复调换，确保我说得千真万确。

“下一个。”女大夫冷漠地在纸上写下结果说。

检查结果跟上次一样，我永远都希望那个专家能对我别那么冷漠，因为那是我最后的一线希望。我知道我的后面还有很多人排着队，我知道她的工作非常繁重疲劳。所以我也只是希望而已，别那么冷漠，这是我千里迢迢赶来的最后一线希望。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我无奈地问。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只会逐渐恶化，不排除致盲的可能性。

回去多注意保养吧。来！下一个，把单子给我。”

刚滴完散瞳，什么也看不清，但我能感受到她不好意思用手把我拨开，绕过我接过下一个患者的单子。她素质很好，其实人挺不错。

“哦。”我极其不舍地让开位置。大脑很迟钝，挑不出任何恰当情绪应对此情此景。

那是一种即便做好了心理准备也不想承受的失落。

我默默地往后退，下一个病人紧接着顶上。我只是让开了，不想走，几分钟就把我搞定啦？可不走又不知道问什么。以为她还会跟我说点什么，大老远来的就为了这一句话吗？

“谢谢你，大夫，那我……就走了呗。”

她没有回答，继续忙碌，可能是没听到。我确定了我无关紧要之后就小心翼翼地拎起地上的双肩包，试探着推开排队的人，我怕踩到他们的脚。

医院的门口抽烟，等待视力逐渐恢复，一想到以后很有可能就和现在一样什么都看不清，甚至更糟，心脏仿佛变成一块铁，沉得走不动路，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想去哪儿。

……

本虚构故事是《失明漫游记》的第0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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