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懂的拉康

拉康或者说拉康的作品可以拿来阅读吗？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拉康本人，他一定会断然地告诉你：

不可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理解我的东西，那就去听我的研讨班吧，在那里，即便你依然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充分理解，但通过现场，你所获得的将是任何阅读都无法给予的。

是的，拉康是不可阅读的，因为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在课堂上或讲台上宣讲出来的，而不是专为阅读而写作的。以德里达主义的角度说，拉康似乎属于那种重声音而轻文字的在场形而上学的传统，可实际上，他并没有把声音和意义的在场相等同，相反，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把声音看作是其本身不表征任何意义的语言废料。

拉康把课堂和讲台视作是分析设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主张分析实践作为一种症状阅读活动只存在于倾听和阐释中，而这种倾听和阐释又只能借助于言语、只能在言谈情境中来实现分析的逐步突破，这就是说，对他的思想或声音的阅读和理解根本上离不开主体间性的结构，离不开横亘在主体之间的言语场域的作用。

拉康的不可阅读还在于他是一个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理论家，是一个处处将论说掩藏在巴洛克式的修辞中的演说家，是一个喜欢逻辑跳接和语义滑动、喜欢对他人的概念做劫掠式挪用、喜欢运用连专业的数学家都看不懂的拓扑变换、喜欢装备许多科学化的伪形作为理论盔甲的知识恐怖主义者。

拉康是不可阅读的，可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不可阅读性，使得他成为了罗兰·巴尔特意义上的那种可写的作家，几十年来，人们从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和各种不同的角度阅读、阐释他的理论，但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看到有哪一位阐释者敢说他/她的阐释是完备的，至于哪一种阐释才是合法的或正确的，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最终的结论，甚至说，如果有哪位阐释者敢说只有自己的阐释是唯一正确的，那他/她一定属于拉康所说的那种愚蠢的主体，一个早已为幻象所捕获却又全然不知的主体。

拉康是不可阅读的，这恰是我们必须阅读拉康的理由，也是我们阅读拉康时必须信守的边界，是使我们的阅读得以可能的一个前提--按照拉康的逻辑，只有在不可能性中，才有可能开出一条可能性的道路。

其人已去，现场的倾听已不再可能，阅读--包括听现场录音，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阅读，因为你听到的将不过是作为剩余的声音，以拉康自己的话说，那不过是一堆有待处理的废料--便成为我们再次走向他的唯一路径。于是，我们必定要面临一个令人焦灼的问题：如何阅读拉康？

是的，这同样是一个愚蠢的主体才会提出的问题，因为它已然隐含了对某个正确读法的渴望。不过，如同拉康自己把所有的阅读皆视作主体对自身症状的阅读，而症状阅读是一个逐步突破而非逐级还原的过程一样，对拉康或者说拉康文本的阅读亦当在这一症状阅读的层面进行，换句话说，面对如何阅读拉康这个问题，要想自己不至于因为正确读法的诱惑而被引入意义的封闭，就需要对问题本身做一方向性的置换，即把如何阅读拉康置换为如何通过阅读拉康来阅读我们自己的症状，以及如何有效地突破拉康在文本中刻意设置的重重障碍，在他伏击阅读主体的地方找到进入症状结构的入口？

不妨先看一下西方世界已然发生的对拉康的阅读。

有人称拉康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产业，这一不无讥讽的描述的确道出了部分的真实，至少在英语世界，我们看到，拉康研究确实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学术作业，专著、期刊、特刊、丛书、论文集、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业网站等等，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产业大军，且发展势头在进入新千年以后不降反升。

面对这个庞大而且庞杂的研究队伍，通观一下已有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不仅大家对拉康的理论结构和思想体系的描述纷繁杂陈，即便是针对同一个论题甚或同一个概念，大家的阐释也是各执一词，就好像各自谈论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当然有很多：

比如，从拉康自己的方面说，其文本刻意的艰涩和模糊风格，其理论阐发技术的曲折回转，其对自己已有观点的不断返回和修正，这些都是引发歧义的关键；再比如，从研究者的角度说，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研究目标、不同的阐释方向等等，使得拉康的文本成为了一个欲望纽结点，一个既会聚欲望又生产欲望的机器，对拉康的阅读成为每个人阅读和阐释自身欲望及其症状的一种分析行为。

在西方，投身于拉康研究的主要有这样一些人：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批评家、文化研究者，乃至于法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学家、宗教学家等等--当然有许多研究者（比如汉语世界比较熟悉的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身份是跨界的。如此复杂的身份构成使得人们在研究路向上常常呈现出一系列的差异甚至对立，比如我们首先在拉康派与非拉康派之间、临床实践者与非临床的研究者之间就会看到运作方向的不同；而在临床实践者当中又有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精神病学家之间的差异，在非临床的研究者当中也有哲学家、批评家、文化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之间的差异。

这一系列的差异--它们当然不只是涉及知识结构的问题，而是还关联到不同学科或领域的求真意志的问题--不仅导致了阅读的多样性，有时甚至构成了学术话语之间的沟通障碍，以至于即使面对同一个概念、同一段文本或同一个论题，持有不同话语模式的阐释者或研究者会得出大相径庭的解释。

举一个例子。拉康在讨论转喻和隐喻的时候曾在不同场合说到两者的关系：在一个地方，他说，转喻是使隐喻得以可能的前提，而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转喻对于意义的构成虽然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

单单从理论的层面说，拉康这里的意思大约是：就转喻是为意义生产提供一个意指语境，而隐喻是产生意指效果的机制而言，转喻是使隐喻得以可能的前提，是意义呈现的必要条件，而隐喻是使意义得以呈现的充分条件，并且是既充分又必要的条件。

但是，当研究者把拉康的这一看似清晰明确的论断置于不同的语境--比如语言学、诗学或修辞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的语境--来理解的时候，就得出了各种各样的意义解读。

比如解构主义者让卢克·南希（Jan-LucNancy）和菲利普·拉科拉巴特（PhilippLacou-Labarth）在《字符篇：对拉康的一种阅读》（年）一书中--该书专一地对拉康讨论转喻和隐喻的著名论文《自弗洛伊德以来字符在无意识或理性中的代理作用》（下文简称《字符的代理作用》，个别地方仍用全称）（年）做了详尽的批判性阅读--强调了隐喻之于拉康的能指的科学的主导性。

在他们看来，《字符的代理作用》这一文本整个地就是拉康的符号学，而拉康的符号又是抹除了所指的符号，亦即他的符号学是一种能指的科学，该科学的目标整个地就是能指的逻辑，转喻和隐喻则是对这一逻辑的说明。

进而，他们认为，拉康对能指逻辑的阐述整个地就是对隐喻的阐述，因为他强调无意识的意义只有在隐喻中且通过认同于隐喻才能获得。具体到转喻和隐喻的关系，两位作者指出，拉康强调隐喻之于转喻的优先性、主导性，这表明他的思想包含了一种意指秩序的内在目的论，就是说，拉康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德里达所批判的那种在场形而上学的陷阱。

可是，这两位作者在批判中忘了最为根本的一点：拉康虽然强调隐喻在意义生产方面相对于转喻的优先性，可他也强调在隐喻中产生的并非确定的意义本身，而只是意义的诗意的火花；并且，虽然拉康承认能指的结构是先行刻写在意指秩序中的，可他同时又强调，能指本身并无所谓的意义，能指的意义只存在于一个能指对另一个能指的差异性的间隙中，其对于主体而言是偶然的，是通过能指链的回溯运动被缝合到主体之中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最终的确定的意义。解构主义者在拉康的隐喻逻辑中指认出来的那种在场形而上学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理论误认或误读。

与南希和拉科拉巴特的观点针锋相对，德国哲学家和精神分析理论家萨缪尔·韦柏（SamulWbr）在《回到弗洛伊德：雅克·拉康对精神分析学的错位》（年）一书中指出，在拉康那里，转喻和隐喻乃是能指的统一运动的两种功能，就是说，能指只有在它们的同步联系中且通过这种联系来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虽说这两者对于能指的运作是必要的和相互依赖的，可它们的地位并不相同：能指只有借助一种同步联系才成其为能指，而这似乎也暗示了转喻之于隐喻的某种优先性。意义（亦即某一确定的所指）的效果要以链条中能指的运作作为先决条件。

韦柏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基于他对梦的移置和凝缩机制的考察，就是说，他是通过回到弗洛伊德来理解拉康的能指运作机制。是的，拉康的确把能指的转喻性运作视作是意义效果产生的条件，可他明确地讲到那只是一个必要条件，隐喻才是意义产生的充分条件，以逻辑的角度论之，必要条件充其量只具有时间上的优先性，充分条件则代表着逻辑上的优先性。

韦柏的阅读恰恰遗漏了时间上在先和逻辑上在先的这一区分。再者，韦柏的误解还在于他把拉康的能指链概念只理解为能指的历时运动，这样，确定的意义或所指的获得当然要以转喻作为先决条件，可问题在于，拉康的能指链并非线性的能指链接，而是一个拓扑式的结构，是能指在历时和共时层面的共同运作，脱离这个语境去谈论所谓的意义生产是没有价值的。

还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简·盖洛普（JanGallop），她在《阅读拉康》（年）一书中把隐喻和转喻当作两种阐释类型：隐喻性的阐释在于提供另一个能指来取代文本中的能指（a意味着b，其联系代表了菲勒斯），转喻性的阐释则是为联想提供一个总体的语境。这一转喻性的阐释也许可称作女性化的阅读。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她挪用南希和拉科拉巴特的观点，称拉康强调隐喻对转喻的优先性是一种菲勒斯中心主义，并以其女性主义的怨恨腔调说，拉康对隐喻和垂直性的偏爱是一种幻觉，且会使我们全都沦落为它的牺牲品。

盖洛普的阅读的关键在于转喻和隐喻作为两种阐释类型：女性化的阐释总是转喻性的，因为女性代表着菲勒斯的根本缺席，亦即意义的根本缺失，故而其欲望的阐释离不开能指的转喻性链条；相比之下，男性作为菲勒斯的拥有者，其欲望可通过认同于某一象征的菲勒斯而使能指链的意义暂时得以凝定，故而其欲望的阐释是隐喻性的。

这一女性主义的阅读的确颇具创意，但盖洛普急切地投向解构主义的怀抱使得她丧失了深入拉康性别理论的腹地的机会，至为根本的一点在于，拉康所谓的男性和女性指的是任一主体在意指结构中的位置，这个位置的获得与生理意义上的性别并无必然关联。

以上列举的远不是全部，但这三个例子已足以让我们领略到不同话语背景下人们对拉康的读解的多样化。当然，读解的多样化并不是什么坏事，它至少向我们提示了两点：

第一，并不存在一个大写的拉康理论（LacanianThory），而只存在各种小写的lacanism或anti-lacanism，包括拉康本人也有着多个版本的拉康主义，而他在晚期还声称自己是反拉康主义的；第二，所有对拉康的阅读都可能是转喻性的或隐喻性的，但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话语构型，需要知道自己与拉康的对话是有语境参照的；同时还要明确一点，即我们在阅读中有意或无意地设定的语境只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同本书的标题所暗示的，任何对拉康的阅读首先都是对我们自己的症状的阅读，并是从阅读我们自己的症状开始的。

当然，不同的专业背景只是影响阅读方向的一个因素，换句话说，阅读方式的差异实际是多元决定的结果。而许多时候，人们在组织和阐释拉康理论的过程中对自己的阅读方式并没有足够的自觉意识，以至于时常陷入一种想象性的幻觉，以为只有自己的阅读是正确的，以为自己读到的恰是拉康想说的。

理论上说，对于任何一个文本，都只存在多种可能的阅读，而不存在最终的阅读，拉康的文本尤其如此。因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已完成的阅读总是有限的--不只是数量的有限，更是阅读视界的有限--对于像拉康这种具有可写性的作者而言，阅读的有限性乃是其文本存在的一个宿命，因为每一个新的阅读不仅要以已有的有限阅读作为基本的前视域，而且其本身最终必定要成为有限性的一部分，它充其量只是已有的有限性的一个增补。

具体地说，在英语世界已有的拉康阅读中，下面几种阅读方式最为常见。

第一，文本化的阅读。

这一阅读直接面对拉康的一个或多个具体文本，或是对其进行注解和导读，或是参照相关文本来梳理拉康的问题与论述逻辑，总体上，这种文本细读是英语世界面对经典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对于初学者，这种阅读可为其进入拉康的世界提供诸多便利，但决不能用它来完全取代自己的阅读，那样的话，其作为导读的存在价值相当于被取消了。

拉康还在世的时候，对他的阅读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安东尼·威尔登（AnthonyWildn）的《自我的语言：精神分析学中语言的功能》（年）。这大约是英语世界第一本有关拉康的专著，其所讨论的文本是俗称《罗马报告》的《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功能和范围》（年），作者不仅提供了该报告的完整英译，还为它做了极为详尽的注释，而且写了一篇十余万字的评述文字，对拉康的思想及其理论源头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当然，这个梳理是简约化的和不充分的，因为作者当时所能参照到的拉康的文本主要是《文集》（年）及一些论文，研讨班报告基本参照的是拉康的学生整理发表的提要。以今天的角度看，威尔登的阅读太过粗略，更多地只具有一种历史文献的价值。

再如约翰·缪勒（JohnMullr）和威廉·理查森（WillianRichardson）的《拉康与语言：〈文集〉导读》（年）。这个导读依据的文本是阿兰·谢里丹（AlanShridan）于年翻译出版的拉康《选集》。

两位作者先是概述每篇论文的基本背景和思路，然后为其提供一个提纲式的结构分解，最后是简要的注释。严格地说，这个导读有点名不符实，因为作者基本上只提供了每篇论文的骨架，对拉康具体的论证环节缺乏足够的解析，并且整个导读缺乏整体感，其对文本结构的分解不仅无助于我们的理解，反而会把文本的意义生成简约为一个线性的逻辑展开，拉康理论的拓扑学意蕴丧失殆尽。一句话，作为导读的功能，这个本子很难胜任。

年，约翰·缪勒和威廉·理查森还编辑出版了《被窃的坡：拉康、德里达与精神分析阅读》。这是一本类似于汇编的论文集，两位编者以拉康有关爱伦·坡的小说《被窃的信》的研讨班报告为对象，不仅提供了该报告的译文、概述、文本结构和注释，还收录了包括德里达在内的众多理论家和批评家对拉康的报告及精神分析批评的回应与评论。

其实，两位编者的意图是想以《被窃的信》作为案例，来讨论精神分析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讨论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阅读与批评技术的意义和价值。可问题在于，拉康对《被窃的信》的研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精神分析批评，至少拉康自己的意图首先不在于如何将精神分析学运用于文学批评，而在于讨论主体位置的确立与能指的位移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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